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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夏陵墓石雕造型图解研究

西夏陵墓石雕题材丰富多样,有石像生、经幢等纪念性质的,有碑座、石马、石狗等附属性质的,有柱础、栏柱、螭首、小兽等作为建筑材料的。各种题材所需不同,雕造工艺也就不同,既有线雕、浮雕,也有圆雕。   (一)石像生西夏陵墓石雕造型图解研究  西夏陵园的石像生不像河南巩县(今巩义市)宋陵那样,分布于从鹊台至内城神门之间漫长的神道两侧,而是将其集中排列于内城前增筑的月城之内。这些石像生(群),虽然早年已被严重损毁,但是,从仅存的部分残件——石像生头、肩、腹部及手掌等残块,仍可看出雕刻手法十分写实,同时人物精神状态的刻划也很细致人微。例如文臣头像,脸颊丰腴,八字胡须,高鼻深目,神态自若,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,可谓西夏石雕人像的代表作品。从石像生腹、身残块来看,文臣腹下有飘带,武将腰侧挎刀剑。参之唐宋石雕,不难想象这些拱手执笏或双手按剑的文武侍臣们,端正直立,恭谨待命的神态。  (二)人像碑座  西夏陵碑座与唐宋陵墓迥然不同,非龟趺座而为正方体人像石座,前后共发现11件,均顶部平整,正面减地浮雕力士像。根据人像造型的不同,可分为三种类型。  1.第一种类型  5件。6号陵出土1、8号陵出土4件。红砂岩,石座均为三面减地浮雕力士像,力士曲膝跪坐,俯首前视,面形浑圆,双眉粗壮,双目圆睁,高颧塌鼻,獠牙斜刺,或袒胸露乳,或以肚兜罩腹,双手抚膝支撑,双膝曲跪,手腕及足胫均有钏饰。 

      西夏陵墓石雕造型图解研究 西夏陵墓石雕造型图解研究  2.第二种类型  3件。均出土于3号陵东碑亭。灰砂岩,呈方形,其力士造型除一例双臂举手上托外,其余基本与第一种类型碑座相同。所不同者,此类型力士造型减地剔刻尤甚,人像各个部位轮廓突出,力士显得更为孔武有力。  3.第三种类型  3件。均出土于3号陵西碑亭。体积较第一、二种类型大,长方形,正面减地浮雕力士像。从远处看,力士脸面夸张,似人非人,像兽非兽;近看则头像硕大,面形浑圆,大眼圆睁,柳叶状眉,鼻梁垂长,宽嘴厚唇,獠牙外龇。另外,力士像面部似有彩绘墨迹。 

西夏陵墓石雕造型图解研究

  人像石座出土以后,即为学术界所注目,但是,就其功用和力士造型的渊源等问题,似嫌论述不足,现据有关新资料再略作探讨。  就其用途,6号陵原发掘者未敢肯定为碑座,后来又有人认为是柱础。我们在发掘了3号陵东碑亭之后,认为它们就是碑座,笔者归纳论据如下。  其一,从3号陵和8号陵石座出土时的情况看,均位于碑亭中心,横行排列有序,且周围散见大量石碑残块。石座为正方体且居碑亭中心位置,不为碑座,又作何用?有推测其为柱础者,言之不确,因为:  (1)3号陵东西碑亭室内直径均仅7.5米,小小的碑亭竟用如此多之柱础,显然于理不合。  (2)假定石座为柱础,则石碑在如此空间根本无法存置,既为碑亭,碑石显然不可能置于室外而空设此亭,故石座非柱础。  其二,6号陵碑亭所出石座上部一角阴刻西夏文3行17字,右起第一行4字似可释为“口子重负”(前边两字可能为神或人名,疑为某某力之代称),中间一行4字似可释为“志铭基座”,第三行9字模糊不清。石座背面阴刻一行汉字“垒砌匠高世昌”。即石座制作之初,工匠似已言明其为碑座。  其三,根据缀合及碑边纹饰推测:墓碑由碑首和碑身两部分组成,首身一体,不与碑座相连,碑通高约3、宽1.5、厚约0.4米。又根据3号陵东碑亭石座排列情况:  座宽+间距+座宽+间距+座宽+间距+座宽=0.6+1.0+0.6+1.3+0.6+1.0+0.6米  由此可知:  (1)从空间分布及力学、审美角度分析,一个石座驮负一碑的可能性不大。  (2)从石座间距分析,显系两两成组排列,且两个石座之间的跨度仅仅允许一座石碑置放。因而两个碑座驮负一座石碑的可能性大一些。  也就是说,无论人像石座本身的铭文,还是它的体积、位置,以及排列分布情况,均证明其为碑座无疑。  就力士造型和装饰,最初的发掘者认为与当时西夏社会习俗有关,是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影响所致,此言甚是。文中列举册府元龟、旧唐书及新唐书等文献记载附证,但无实物依据。今以所见考古实物再补充说明,具体地说,西夏这种负物力士形象与五代十国之一的后蜀(公元934~965年)政权的张虔钊、孙汉韶诸墓中出土的石雕抬棺力士像极为相似,惟后蜀石刻力土卷发披肩,有的戴幞头,有的盘坐等与西夏力士形象有差异,此外,从构图到造型、装饰等技法均如出一辙,如眉、目、肚、腹的雕刻,手腕、足胫的装饰,浑圆粗犷的造型等手法,西夏雕刻的力士形象,显然与后蜀有着某种渊源关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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